读超预测：把判断留下来

01訓練有效，仍有邊界

《超預測》（Superforecasting）由 Philip E. Tetlock（菲利普·泰特洛克）與 Dan Gardner（丹·加德納）合著，英文版出版於2015年。它討論的不是如何準確説中每一個未來，而是如何讓概率判斷獲得可檢驗的改進。

泰特洛克在《專家的政治判斷》第一章回顧了約二十年的研究，並提出對預測設定共同評分標準的困難。不能把這段研究簡化成“所有專家都和擲骰子一樣”，更不能僅憑上電視或説話自信就判定一個人沒有預測能力。

Good Judgment Project 參與了美國 IARPA 的 ACE 預測競賽。2014年的研究論文分析前兩個賽季，覆蓋2011年9月至2013年4月的199個已結算問題；概率訓練、團隊協作及按前期表現組成的優秀預測者團隊，獲得了更好的評分。參賽者有學歷門檻，樣本也以美國男性為主，結果不能直接擴大為“任何人照做都能勝過情報專家”。

訓練有效，不等於天賦與知識無關。2015年的另一篇論文分析了兩年均參賽、至少提交30次預測的743名預測者，發現認知能力、政治知識、開放思維、訓練條件和投入行為都與準確性有關。訓練和協作來自實驗安排，認知能力及更新頻率等關係不能一概讀成單獨的因果證明。

02先把問題寫清楚

“這家公司會成功”難以評分。成功是營收增長、利潤轉正，還是股價上漲？期限不同，問題也不同。一個可操作的練習，是先明確事件、截止日期和判定來源，再給出概率。

例如，假設要研究某公司下一財年營收同比是否超過10%，就應先寫清使用哪份正式財報、收入單位與會計口徑，以及發生重述時如何處理。這裏的公司和閾值只是方法示例，不是本人的投資記錄，也不是對某家公司的預測。

找歷史參照時，也要核對分母。不能只統計後來成功的公司，再用它們描述全部候選的成功率。拆解問題可以幫助找到關鍵變量，但營收、毛利率與融資條件可能互相影響，不能把幾個主觀概率任意相乘，便得到一個更“科學”的總概率。

新信息應該有機會改變判斷。改變幅度需要由證據決定，不是為了顯得靈活就把70%改為68%。2015年論文報告更新行為與準確性有關，但沒有證明每次立即小幅調整都優於保持原判斷。記錄哪些證據促成變化，才能在結果揭曉後檢查更新是否有幫助。

03概率要經得起對賬

70%和75%的區別是否有意義，需要放在一組可評分記錄裏檢驗。把概率寫得精細，不會自動增加信息；一次高概率事件沒有發生，也不能獨自證明預測者沒有能力。

研究論文采用 Brier score 衡量概率預測誤差。沿用論文對兩個結果的平方誤差求和口徑，假設給某事件70%的發生概率：若發生，評分為0.18；若未發生，評分為0.98，越低越好。這是本次按公式計算的示例，不是參賽者成績；只計算一個結果的平方誤差會得到另一種尺度，比較時不能混用。

校準要看多次預測中的概率與實際頻率是否相稱，而非要求每個70%的事件都發生。還需要看預測能否區分不同事件的風險：一直報一個固定概率，並不等於識別了變化。樣本有限、問題相關，都會影響結論；同一事件每天更新的記錄，也不能當成許多個彼此獨立的事件。

IARPA 在2017年的數據公開説明中，將歷年預測資料與研究結果開放供複核，並提到聚合過去表現較好的預測者可以改善預測。本文核驗的是公開説明與論文相關段落，沒有重新計算完整競賽數據，也沒有把數據後來公開的時間寫成原始研究發生的時間。

04判斷準確，不等於倉位答案

“發生概率60%”不能直接推出5%的倉位，“90%”也不能直接推出20%的倉位。還要知道價格是否已反映該事件，成功與失敗分別產生多大損益，其他持倉是否承受同一風險，以及交易成本和資金約束。本文不提供從概率直接換算倉位的規則。

賽事以問題結算和評分檢驗準確性，投資要承擔實際損失。長期問題的反饋較慢，能夠評分的問題也未必覆蓋最重要的風險。這些差異需要在遷移方法時檢查，不能從地緣政治競賽推導出金融市場必然可預測，或預測能力必然提高收益。

也不能把地緣政治簡單歸為“沒有反身性”。公開預測可能影響參與者的行動，是否形成反饋，需要看傳播、決策與結果的具體機制。面對風險，預測記錄與損失承受能力應分別複核；改善前者不會自動保障後者。

05謙遜也需要成績記錄

“狐狸與刺蝟”可以幫助理解認知風格，但不能成為識別人好壞的捷徑。《專家的政治判斷》第一章既討論狐狸型思維的相對優勢，也指出過度開放可能使人高估過多情景。限定詞多、頻繁改口或名氣小，都不能替代可比較的預測成績。

本文不再把塔勒布概括為“預測無用”，也不把兩位作者的關係寫成未經具體原文核驗的對立故事。原文所謂本人的重倉習慣、80%預測只有60%實現，以及“常規90%／極端10%”“避開90%忽悠”，均缺少可複核記錄，不予保留。

下一次提出判斷時，可以同時留下問題、期限、概率、依據、更新原因與結果來源。結算後把預測與實際結果並排，再與相同問題上的簡單基準比較。若不能定義問題或留下記錄，就先收窄表述，不靠一個更精確的百分比替判斷增加權威。

06資料來源

• Penguin Random House：《Superforecasting》出版資料。核驗作者、2015年出版時間及出版介紹，不聲稱完整原版審閲。
• Philip E. Tetlock：《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》第一章公開試讀，PDF第1、20至24頁相關段落。核驗研究與評分邊界、狐狸與刺蝟及開放思維的限制；不是整本書的逐章核驗。
• Barbara Mellers 等：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for Winning a Geopolitical Forecasting Tournament，2014年，PDF第3至4、6至9頁相關方法與討論。核驗賽事時間、樣本門檻、訓練和協作、評分口徑及研究限制。
• Barbara Mellers 等：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: Drivers of Prediction Accuracy in World Politics，2015年，PDF第1、6、10至12頁相關摘要、樣本與討論。核驗認知能力、知識及行為關聯，不把統計關聯統一解釋為因果。
• IARPA：ACE 項目説明與2017年4月28日數據公開説明。後者用於確認數據公開與聚合研究方向，未重算完整原始數據。

更正説明（2026年10月3日）：保留2023年9月30日原始發表日期。補充合著者與研究範圍，糾正“優勢不來自認知能力與信息”和概率直接決定倉位的説法；撤回沒有記錄支持的個人經歷、比例及作者對立歸屬。區分實驗結果、觀察關聯、本文方法推論與假設計算，保留已驗收封面。